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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非常时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韦尔斯利校友屡屡前往非洲埃博拉疫区迎战病毒的故事。她是2017年的“校友成就奖”获得者——1974届校友、传染病专家黎智英（Kwan Kew Lai）[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慰冰湖畔的萌妹女汉们”微信群（在读和已毕业的韦尔斯利中国学生组成）常常开展热议和积极的捐助、援助活动。未来她们之中一定会涌现“通过她们的杰出成就为自己和韦尔斯利学院带来荣誉”的校友成就奖获得者。
2014年，1974届校友黎智英有六周时间在利比里亚医院治疗埃博拉病毒患者。为免于感染，她必须配备三副手套、全身防护服、面罩、围裙和护目镜，在近年来爆发的最可怕疾病面前，这是她对韦尔斯利校训“Non Ministrari sed Ministrare（助人而非受助于人）”的诠释。“不得不承认，在一个ETU[2]中照顾埃博拉病人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身体上，“智英在她每天更新的博客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患者的极端痛苦和死亡人数的影响。”作为一名传染病医生，智英自愿参加12小时轮班——让垂死患者好过一些，当疑似病人被检测为阴性或照顾病人早产的新生儿，都令她欣喜。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对她自身的健康造成了最直接的威胁，但这早已不是黎智英第一次向需要额外医生的社区提供医疗专业服务。她如此多地投入到志愿者服务，以至于将自己的职业责任减少到在麻萨诸塞州尼德姆的贝丝·以色列德乌斯医院（Beth Israel Deaconess Hospital）兼职临床工作，这样她就可以离开家中舒适的环境去海外帮忙。她曾在越南、马拉维和乌干达指导和培训艾滋病临床医生，并在海地地震发生及霍乱疫情期间参与救济服务。
结束利比里亚的工作之后，智英甚至还未完成麻州家中的强制隔离，就再次去往疫区支援。“我的存在可能不会使埃博拉病毒出现改变，但会缓解我所接触的那些人的痛苦，”她给塞拉利昂诊所的申请信中写道，“我每天都会在别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智英说，乐于助人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她的少年时代，而大学经历使之变得更强烈。来韦尔斯利之前，她生活在马来西亚，通过当地的美国信息服务处的图书馆了解世界另一端的大学。那时，她的家庭是负担不起本地图书馆的费用的。一位老师向她和她的同学介绍了美国信息服务处的图书馆。“我们得到图书证，每两周可以免费借两本书。”临近高中毕业时，智英和好朋友利用图书馆的资料研究美国高等教育，了解到有的学校向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将搜索范围缩小到这些学校。“韦尔斯利给予我全额奖学金，别的学校都没有。”1970年她来到韦尔斯利上大学。
黎智英在调查Jamtoli营地，这是孟加拉国某市收容罗兴亚难民的12个营地之一
然而，1974年的毕业典礼上，智英没能坐在毕业席上。她还没有完成学业，倒不是因为落后，她在还差4个学分就可以获得分子生物学的大三期末时，离开韦尔斯利，进入哈佛大学的牙科学院，并计划以哈佛的学分完成韦尔斯利的学位。“学校一直没有给我学位直到我完成了在哈佛的第一年学业。”她说。牙科学生在医学院学习的头两年让智英的志向不止于仅仅治疗嘴巴和下巴。“我决定完成牙科学业”，”她说，“我认为到那时我会做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事情，比如口腔外科手术。”
她接受了几次口腔外科住院医师的面试，但因为在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面试，有些医生的高傲和不屑使她感到非常沮丧，她取消了其余的面试，决定完成医学学位，而不是直接从事口腔外科手术。最终，她在芝加哥医学院(Chicago Medical School)的努力使她获得了内科住院医师资格，并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她想要进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专业，其中需要评估和考量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器官或系统。“感染性疾病涉及整个人，”她说，“你在诊断时需要站在整体的角度。”
2012年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叛军发生冲突时，黎博士带着孩子们在乌干达基索罗地区的尼亚卡班德中转中心
她回到波士顿，完成培训，之后进入伍斯特地区的麻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执教。2001年，黎智英获得全职教授职位。 然而，全职工作并不能完全满足她对理想的向往。自从十多岁时在美国信息服务处图书馆读过汤姆·杜利(Tom Dooley)医生无私的人道主义服务的生活，她就想象着类似的生活和职业生涯。韦尔斯利的座右铭培育了这种冲动，“韦尔斯利鼓励学生‘助人而非受助于人’，”她说，“我的教育实际上是从韦尔斯利开始的。如果没有韦尔斯利，我今天不会成为一名医生。”她说，回馈他人帮助智英完成了一个循环。
在韦尔斯利校友成就奖的授奖仪式上，中间坐着的就是黎智英
2004年之前，她曾做过一些志愿者工作，但不是医生。那年的印度洋海啸让她想的更多了：“当海啸来临时，我看到了所有这些可怕的照片，”她问自己，“亲身经历会有多么痛苦？”“我觉得作为医生我应该去帮助他们，“她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做。”她很快就明白，这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实际上你很难找到一个组织来接纳你。”她发现即使国际援助组织在新闻中谈到需要志愿者，但志愿者真正能够接触到需要护理的患者还是会有很多障碍。但她已经找到答案，那就是做自愿志愿者，而不是通过哪个组织。自从2005年以来，除了印度、尼泊尔、菲律宾、越南和海地外，她还在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自愿担任志愿者。这也是她于2008年离开麻州大学医学院，到贝丝·以色列德乌斯医院做兼职临床医生的原因。
她的埃博拉博客经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报道，广受关注，越来越多新读者的关注令智英的博客知名度大增。“几年前的某个时候，我决定写博客，”她说，“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家人，他们可以去博客上了解我的近况，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知道我是安全的，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智英说，她从当地医护人员的奉献中汲取灵感，他们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做着与她类似的的工作，治疗着认识的病人。“他们给予我勇气，鼓励我日复一日地工作，不去想自己的安全，”她说，“这让我对人性有了很大的希望。”
下面几张都是她拍摄的图片，记录了她令人心惊的埃博拉疫区之行。
其他人也从智英的工作中获得灵感，“她代表着人文主义者和医生对社会最好的贡献，”同为1974届校友的卡丝琳·穆雷·雷谢尔说，她也是一位传染病医生。“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无法治愈的疾病，为之努力的志愿者非常了不起。”
黎智英关于埃博拉疫情所写就的著作《永志不忘：一名医生在埃博拉疫情中的生死经历》
穆雷·雷谢尔记得智英是一个害羞、安静的学生，但今日看到她对最脆弱的病人的奉献和付出，雷谢尔深感敬佩。她说智英是一名临床医生，特别是在对这些可能伴有社会歧视的艾滋病、埃博拉或其它传染病患者进行治疗时，她成为一位积极的行动者。穆雷·雷谢尔表示，当地和政府当局并没有立即意识到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但“黎智英已经非常勇敢地来了。”
最近，智英刚从希腊返回，在那里她为叙利亚难民服务，那是她长期以来一直想要服务的人群，还有一些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难民，他们正等着进入欧盟国家。虽然她的埃博拉病毒工作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但智英现在认为，这并不是最具影响力的志愿者活动。“当我在做艾滋病辅导时，我感觉是自己最有用的时候，”她说，“在不同的国家，帮助医疗机构的人变得更善于照顾脆弱的、经常受到歧视的病人。”
[1] http://magazine.wellesley.edu/volunteer-md.[2] ETU, Ebola Treatment Unit, “埃博拉治疗病房”的缩写
作者蒋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2017到2018年在韦尔斯利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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